王亚蓉：传承民族服饰文化的“大国工匠”

她将泥坨糊浆，变成流光溢彩的织锦

每当有大墓文物惊世出土，王亚蓉总会出现在现场，专注地发掘，小心翼翼地保护着刚刚出土的珍贵的丝织服饰，生怕它们受到丝毫损伤。

她将沉睡几千年的丝织品，游刃有余、细致入微地从泥沙中分离、提取出来，然后再“化腐朽为神奇”，完美地将它们复织出美妙绝伦的古丝绸纹路。

做这些工作，几乎没有可用的高科技手段，王亚蓉仅凭一双素手来实现。

“纸寿千年，绢寿八百”，古墓中出土的丝绸，经过千年洗礼，已是一触即碎、入水便溶。而从粘稠土层中提取几千年前的丝绸文物，难度可想而知！

手握一笔羊毫，或一把钢镊，王亚蓉从沉默的黄土层中慢慢地剥离着千年织品。

“你看，虽然那棺材密封得很紧，但是这沙土，不知怎么进去的，我们一般都用手术的镊子，眼科手术用的镊子，轻轻地剥离……”

而将千年织品还原本色，需要丰富的纺织考古经验和传统织造技艺的功底，王亚蓉四十多年从事考古纺织品文物现场发掘、保护研究及鉴定工作的经验，让她能够得心应手、轻车熟路。

“所有出土的织锦目标物，都需要考证地域、年代，查阅当时的纺织方法，设计出修复方案，再进行清洗、染色、刺绣、织造等复杂的复织工序。”王亚蓉说。

在对一件2600多年前的东周丝织品进行研究、复织的过程中，王亚蓉在200倍的显微镜下，仔细观察着目标物的经纬线——每厘米排列240根经线，每根线的直径只有0.1毫米！现代化设备织出的高档布料经线密度大约是每厘米100多根，而2600多年前的古人竟用手工织机做到了一厘米排列240根经线。

“这丝织品上的经纬线非常均匀，说明当时养蚕缫丝的技艺，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王亚蓉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做这些工作，一定要有耐心，必须全神贯注，手、脑、眼并用。”

王亚蓉的研究，从东周的朱染双色织锦到清代的绸缎绫罗，贯穿了中国近3000年的丝绸史。她的心里、眼中、手上，仿佛织出了丝绸经纬般的中华服饰文化的历史。

王亚蓉曾参与湖南长沙马王堆一号及三号汉墓、湖北江陵马山一号楚墓、河北满城中山王刘胜墓、北京大葆台汉墓、辽宁省叶茂台辽墓、河南省三门峡号国墓、北京老山汉墓、新疆民推三一八号墓、陕西扶风法门寺唐代地宫、江西靖安东周墓葬、江西南昌西汉海昏侯墓等的发掘、研究和保护工作。

那些历经千年的稀世珍品、吉光片羽，混杂在大块大块的泥坨糊浆之中，东周的瑰彩、西汉的斑斓、唐朝的绚烂、宋代的琳琅、清代的亮丽……经过王亚蓉的妙手回春，最终都从一块一块的泥坨糊浆，变成了流光溢彩的织锦。

王亚蓉。

师从沈从文，通才硕学、国士无双

王亚蓉之所以选择历史考古、文物修复和服饰领域作为一生的研究方向，还要归因于年轻时的一次机缘。

上世纪60年代，她在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学成后，在一家玩具公司担任美工，以设计玩偶为主。她每天泡在当时的北京图书馆柏林寺分馆，查阅各种设计资料，寻找设计灵感。

20世纪70年代的图书馆，读者寥寥无几。在去图书馆查阅资料的那段时间里，王亚蓉经常遇见一位长者，这位长者与王亚蓉邻席而坐，他就是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的杨纤如教授。因为总在图书馆里看见这位年轻人，杨教授有一天主动问起王亚蓉，为啥总来图书馆查资料。王亚蓉如实以告，杨教授很高兴，便向她推荐他的一位老朋友，说这位老朋友可以向王亚蓉提供相关的形象设计资料。

就这样，一次偶然的交谈，让王亚蓉结识了沈从文，成为他的学生和助手，也从此改变了她人生努力的方向。

当时，沈从文正在编写《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一书(时名《古代服饰图录》)，需要人手帮他绘图。

“我从为沈先生做插图开始，走上了中国古代服饰文化研究和文物修复的道路。”王亚蓉说。《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历经磨难，最终面世，印制得非常精美。这部专著，考证了自殷商至清代三四千年间各个朝代的服饰文化，是一部旷世之作。

“当时我们还制做了200本豪华版，封面由锦缎做成。当年，在编写此书的过程中，周恩来总理给予了沈先生极大帮助。后来，总理不幸去世，沈先生一度伤心之极。”王亚蓉说，为了纪念周总理，沈从文将豪华版的第一本赠送给了邓颖超女士。“外交部后来也买走了几十本豪华版，作为国礼赠送外宾。第一个被送对象是美国总统尼克松；第二个是英国女王伊丽莎白；第三个是胡耀邦访问日本时，赠送给日本天皇。”

王亚蓉说，沈先生著作此书，不仅梳理了中国古代服饰史，还指明了该领域的研究方向和方法。“更重要的是，这本书包含的信息量非常大，提供了大量的研究素材，从中随便抽出一个词条，都可以做一篇极有价值的论文，或者开展相关研究。”

在沈从文身边工作，王亚蓉对这位学者前辈勤奋钻研的态度、睿智豁达的胸襟、底蕴深厚的学识、超乎常人的毅力深有感触。

“沈先生是非常了不起的人物，他凭借自己坚忍不拔的毅力、坚苦卓绝的努力，在文坛闯出了自己的天地。”王亚蓉说，“先生不仅是著名作家，也是历史文物研究者，他是中国服饰文化研究领域的奠基人。”

沈从文1988年病逝时，王亚蓉和王㐨先生守在他的床前，陪伴他走完了人生的最后一程。

“当一个人专注于自己所钟爱的事业时，多么大的困难都可以藐视。静下心来，不耐烦任何事，认真踏实、目标明确、努力勤奋地做好研究工作，才会有所作为，也才能为民族、为国家做出自己的贡献，人生才会更有意义！”王亚蓉说，“这是我从沈先生身上所看到的，并努力将之践行于我一生的工作中，我常常要求我的学生也这样做。”

王亚蓉每说及此，都充满了对沈从文先生的拳拳敬意和深深怀念。已年逾古稀的王亚蓉，在业界同行和她的学生看来，不仅仅是通才硕学、逊志时敏的大师，也是一个国士无双、昂霄耸壑的匠人。

与学生讨论北京白塔寺装葬乾隆时期密封侧的修复。

她是“大国工匠”、民族服饰文化的传人

王亚蓉，这位76岁的矍铄老人，一旦投入到工作当中，就精血诚聚、心无旁骛，完全不像一个古稀老者。但其实，她的心脏血管早在上世纪90年代就被放进了6个支架；她还做过膀胱癌手术；她的十指关节也已全部变形，大拇指更不能弯曲，每到阴雨连绵之日，十指关节都疼痛难忍。然而这些，并未影响她的初心。

沈从文离世9年后，与王亚蓉一起协助沈从文完成《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的王㐨先生也溘然去世，曾经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三人小组只剩下了王亚蓉一人。

“当年，沈先生的辞世对我和王㐨先生的打击都很大！”1997年，王㐨先生过世，让王亚蓉痛苦地感到“两重天的塌陷”。

“当时，我受的打击是相当大的，曾经一度萎靡不振，找不到方向。但后来，我清醒地认识到这个学科必须有人继续走下去。我不能让沈先生开创的事业断在我手里，不能让两位先生在地下难安，所以我坚持着，一直走到今天。”

2003年，王亚蓉在首都博物馆建起纺织品工作室，开始系统地培养年轻团队。

王亚蓉说，她曾是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团队里最年轻的一员，“而现在，我是最年长的，希望能尽自己的绵薄之力，为年轻人铺路，将沈从文先生和王㐨先生一生奉献的纺织考古这门绝学和中国服饰文化研究延续、发展下去。”

目前，王亚蓉的最大愿望，就是建立一个国家层面的全面反映中国历代服饰文化的博物馆。她说，这个愿望，最初是沈从文先生提出来的，“他常常提到‘中国人要穿中国衣’，以及建立‘中国历代服饰博物馆’的重要性和可行性。由于种种原因，直到沈先生临走时，建立博物馆的愿望也没有实现。”王亚蓉有些伤感地说，“现在，博物馆的事情还没有头绪，我的心里很着急，也很难过。”

在王亚蓉看来，有几千年丝绸文明和文化的中国，服饰文化已经断层。中国服饰目前“全盘西化”，这让她深感痛心。

“中国古代服饰文化是人人敬仰和羡慕的，沈从文先生说过，中国已经没有服饰制度了，满大街都是穿西服洋装的人，虽然有时候应景式地来点儿民族特色，但那不是我们日常的穿衣文化。我们日常的穿着，早被洋装替代了！”

“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服饰文化是断代得最彻底的。一个人穿衣服是自己的事，但当面对世界的时候，就关乎国家体面了。”王亚蓉说起这些，有些激动。

王亚蓉曾在多种场合呼吁，在传承和保护民族服饰的过程中，国家应该给予服饰文化强有力的支撑和平台。“我们不能仅仅关注服装领域的工业生产价值，一味地追求利润和经济效益，而更应该关注中国服饰的文化价值与传承。”王亚蓉强调说，“我们中国人穿的衣服，就应该蕴含中国元素。”

王亚蓉认为，一个时代应该有一个时代的穿衣文化和特色。作为“衣冠大国”的中国，在出席一些国际会议时，总是衣着国际服饰的杂牌，“这种民族服饰文化缺失的现象，国家应该引起重视。对于中国服饰文化的研究，也显得格外紧迫。”

“应该大力发展中华民族的服饰文化，年轻人应首当其冲。而我们最急待要做的，就是把几十年的研究感悟和复织的作品，成规模地展示给我们的下一代，以振兴、传承并发展祖先遗留的辉煌的服饰文化。”

“从东周墓中的朱染双色织锦、马王堆汉墓的素纱襌衣，到唐代法门寺地宫里的四经绞罗，乃至宋锦明缎，中国服饰文化自古绚烂瑰丽，仅凭我一己之力，修复不完，也研究不透。”王亚蓉说，“但是，我要把路给后代铺好，古代丝织品的辉煌，还指望年轻后辈去光复，中国悠久灿烂的服饰文化需要代代相承。”

2016年，王亚蓉获得年度“中华文化人物”提名。1月11日，由中华文化促进会、凤凰卫视联合主办，深圳华侨城文化集团承办的“2016中华文化人物”颁授典礼将在深圳举行。届时，这些候选人将荣登“2016中华文化年度人物”颁奖舞台，他们的心得感受，共同接受世界的喝彩。颁授典礼将由凤凰卫视和凤凰网向全世界华人观众播出。

《王亚蓉：传承民族服饰文化的“大国工匠”》相关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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